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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关于泰昌帝死因,有人说是服红丸而死,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;有人说旧病未愈;有人说是郑贵妃有意加害;有人说是用药差误。有的大臣因李可灼进红丸功,议“赏钱”;有的大臣以“李可灼罪不容诛”,议“罚俸一年”;直到天启五年,魏忠贤上《三朝要典》,遂免可灼遣戍。李可灼这个案子,一直争吵了八年,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题目之一。红丸到底是什么,这也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。有人认为,李可灼进的红丸就是红铅丸,是普通春药。春药属于热药,皇帝阴寒大泄,以火制水,是对症下药。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,只是想步陶仲文后尘而已,只不过他时运不佳…有人认为,那红丸是道家所炼金丹。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,活了则名利双收,死了算是病重难救,李可灼很可能是这样想的。三百年来,史学家设想了种种答案,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,红丸案成了千古之谜。

        红丸案,为明朝三大案件之一。泰昌元年(1620年),光宗病重,李可灼进献红丸,自称仙丹。光宗服后死去。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唆使下毒,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。其间,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,连坐罪死者众矣。

        朱常洛即位,郑贵妃担心朱常洛会因前嫌而报复自己,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:一是勾结朱常洛所宠幸的李选侍,请求朱常洛立李选侍为皇后,李选侍则投桃报李,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;一是向朱常洛进献美女,以取悦于朱常洛。朱常洛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,照单全收。据《明史 》的说法,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;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说是4名。但无论如何,喜爱美色的朱常洛面对美女,自然是夜夜纵乐。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虚弱的身体,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,又贪恋美色,“退朝内宴,以女乐承应”,“一生二旦,俱御幸焉”,由是基 本上累垮了。到八月初十日,身体就不行了,召医官陈玺诊视。八月十二日,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。大臣们见到皇帝形容憔悴,“圣容顿减”。

        可是,他并不节制自己,照样与这些人鬼混。一天夜里,为了寻求刺激,朱常洛服了一粒“红丸”,结果,狂躁不已,狂笑不止,精神极度亢奋。次日早,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。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,还以为是邪热内蕴,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。结果,朱常洛一宿腹泻三十余次,危在旦夕。这下子,闯了大祸,朝廷上唇枪舌剑,吵声骂声不绝于耳。

        重臣杨涟上书,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。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,而是皇帝用了“红丸”造成病重。东林党人马上强调,不但崔文升用药不当,还拿“红丸”之事,败坏皇帝名声……

        病危之中的朱常洛,躺在病榻上,似念念不忘“红丸”,想要服用。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,朱常洛服后,没甚动静。晚上,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,李可灼又进了一颗红色丸药。结果,不大一会儿,皇上就手捂心口,瞪着两眼,挣扎几下,一命呜呼了。朱常洛才即位三十天,年号还没来得及制定呢!

        最后,一位刚入阁的、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上书才平复了众议。李可灼被判流戍,崔文升被贬放南京。“红丸”案算了结了。可是,“红丸”案还有余波。

        天年间,宦官魏忠贤当权,他要为“红丸案”翻案。于是,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,夺去所有官阶封号,定了流戍。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,高攀龙投池而死。崇祯年间,惩办了魏忠贤,又将此案翻了回来。

        崇祯死后,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,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。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,简直是祸国殃民,后世不能不引以为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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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朱常洛与红丸案,红丸案是明代三大奇案之一。明代泰昌元年(1620年),明光宗朱常洛病重,道士李可灼进献红丸,自称仙丹。光宗服后死去。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唆使下毒,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。其间,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,连坐罪死者众矣。

        朱常洛即位,郑贵妃担心朱常洛会因前嫌而报复自己,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:一是勾结朱常洛所宠幸的李选侍,请求朱常洛立李选侍为皇后,李选侍则投桃报李,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;一是向朱常洛进献美女,以取悦于朱常洛。朱常洛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,照单全收。据《明史 》的说法,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;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说是4名。但无论如何,喜爱美色的朱常洛面对美女,自然是夜夜纵乐。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虚弱的身体,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,又贪恋美色,“退朝内宴,以女乐承应”,“一生二旦,俱御幸焉”,由是基本上累垮了。到八月初十日,身体就不行了,召医官陈玺诊视。八月十二日,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。大臣们见到皇帝形容憔悴,“圣容顿减”。

        可是,他并不节制自己,照样与这些人鬼混。一天夜里,为了寻求刺激,朱常洛服了一粒“红丸”,结果,狂躁不已,狂笑不止,精神极度亢奋。次日早,侍寝的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。崔文升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,还以为是邪热内蕴,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。结果,朱常洛一宿腹泻三十余次,危在旦夕。这下子,闯了大祸,朝廷上唇枪舌剑,吵声骂声不绝于耳。

        重臣杨涟上书,指责崔文升误用泻药。崔文升反驳说并非误用,而是皇帝用了“红丸”造成病重。东林党人马上强调,不但崔文升用药不当,还拿“红丸”之事,败坏皇帝名声……

        病危之中的朱常洛,躺在病榻上,似念念不忘“红丸”,想要服用。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,朱常洛服后,没甚动静。晚上,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,李可灼又进了一颗红色丸药。结果,不大一会儿,皇上就手捂心口,瞪着两眼,挣扎几下,一命呜呼了。朱常洛才即位三十天,年号还没来得及制定呢!

        最后,一位刚入阁的、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上书才平复了众议。李可灼被判流戍,崔文升被贬放南京。“红丸”案算了结了。可是,“红丸”案还有余波。

        天年间,宦官魏忠贤当权,他要为“红丸案”翻案。于是,声讨方从哲的礼部尚书孙慎行被开除了官籍,夺去所有官阶封号,定了流戍。抨击崔文升的东林党人也受了追罚,高攀龙投池而死。崇祯年间,惩办了魏忠贤,又将此案翻了回来。

        崇祯死后,南明王朝又一次以此为题材挑起党争,直到明王朝彻底灭亡。小小红丸惹起的党争,简直是祸国殃民,后世不能不引以为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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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1.   明朝历史上的红丸案是怎么回事红丸案,为明朝三大案件之一。泰昌元年(1620年),光宗病重,李可灼进献红丸,自称仙丹。光宗服后死去。有人怀疑是神宗的郑贵妃唆使下毒,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。其间,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,连坐罪死者众矣。

            “红丸”,一种特殊的春药,以少女经血为药引,将皇帝朱常洛命归西天。

            “红丸”又称红铅丸,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。“红丸”制法很是特别,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或银的器皿内,还须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,连煮七次,浓缩为浆。再加上乳香、没药、辰砂、松脂、尿粉等拌匀,以火提炼,最后炼蜜为丸,药成。

            嘉靖年间,为了配制“红丸”,前后往宫中共选少女1080人。嘉靖26年2月,从畿内挑选11至十14少女300人入宫,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300人,三十四年九月,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160人,同年十一月,又选湖广民间女子200人,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300人。

            万历末年,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经确定。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,投其所好,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。朱常洛身体并不强健,与这些女人淫乐,渐渐体力不支。登基刚刚十几天,就因酒色过度,卧床不起了。可是,他并没有节制,一天夜里,为了再次寻求刺激,服了一粒“红丸”,结果,狂躁不已,狂激奋止,精神极度亢奋。

            他终于病倒了。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分,向皇上进奉通利药,大黄——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。朱常洛服了崔文升送来的药,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,顿时趋于衰竭状态,根本无法起床,一连几夜无法入眠,一天吃不下一小碗粥,头眩目晕,身体疲软,不能行动。

            皇上病情加剧的消息很快传出,外廷舆论汹涌,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,有加害皇上的异谋。

            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,说有仙丹要进献给皇上。内阁首辅方从哲对于向皇上进药十分谨慎,没有答应。

            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,他进宫向太监送药,太监不敢自作主张,便向内阁报告说:“皇上病情加剧,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。”

            内阁官员断然阻止,告诉太监:“他自称仙丹,就更不能他。”

            这一天,朱常洛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,向大臣们说:“朕时间不多了,你们与朕辅助皇长子要紧。”显然,他已经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了。方从哲等人没有思想准备,大臣们听得伤心,纷纷哽咽起来。

            沉寂了片刻以后,朱常洛突然问道:“有鸿胪寺官进药,此人何在?”

            方从哲回答:“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是仙丹,臣等不敢相信。”

            可是,朱常洛哪里甘心等死,对“仙丹”抱有最后一线希望,命太监:“立即召见李可灼进宫诊视。”

            李可灼奉召前来,为皇上诊视病情,说明了病源和治法。朱常洛很高兴,命他从速进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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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.   导读:据《明实录》——嘉靖二十六年(1547)二月,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;三十一年(1552)十二月,又选三百人;三十四年(1555)九月,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;同年十一月,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;四十三年(1564)正月,选宫女三百人,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。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,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“药渣”。

            明末三大疑案,“梃击案”在前,“移宫案”在后,“红丸案”正当高潮。人们之所以特别注意“红丸案”,因为它是牵涉皇帝性命的要案、大案。

            “红丸”遗风

            “红丸”又称红铅丸,是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。

            春药在我国宫廷有悠久的历史。汉代有“慎恤胶”,汉成帝刘骜赵合德一起,把“一丸一幸”的慎恤胶一次吃了七丸,结果浑身发烧,精液流注不止而死。魏晋有“五石散”,晋惠帝和他的臣属裸体同妃子、宫女一起饮酒作乐,用的就是这个“五石散”。唐宋在“五石散”的基础上,加上桑螵蛸之类的壮阳补肾药,称为“阳起石”。明代又加入雄蚕蛾,被称为“颤声娇”。在《金瓶梅》里,大淫棍西门庆大战潘金莲、李瓶儿,靠的就是从秃和尚处讨得的“颤声娇”。

            到了明代,春药已经发展得登峰造极,成了色鬼们淫乐的帮手,也成了他们勾魂的无常。

            明代皇宫长期以重赏吸引献这类秘方的人,从宪宗成化年间起,献秘方者络绎不绝。陶仲文本是个不见经传的守仓库的小吏,因献房中秘方而受宠于嘉靖,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。传说,他所献的春药秘方,就是“红铅丸”。

            这红铅丸制法特别: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内,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、乌梅等药,连煮七次浓缩,再加上乳香、没药、辰砂、南蛮松脂、尿粉等搅拌均匀,用火提炼,最后才形成固体,制成丸药。

            据《明实录》:嘉靖二十六年(1547)二月,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;三十一年(1552)十二月,又选三百人;三十四年(1555)九月,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;同年十一月,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;四十三年(1564)正月,选宫女三百人,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。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,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“药渣”。

            与陶仲文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的《西城宫词》写道:

            两角鸦青两箸红,灵犀一点未曾通。

            自缘身作延年药,憔悴春风雨露中。

            写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小姑娘。

            由于嘉靖帝凶狠的淫欲和无情的摧残,引发了一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宫女暴动,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一起上阵,用绳子套住嘉靖帝的脖子,要把嘉靖帝勒死……

            据朱东润先生考证:嘉靖帝的儿子穆宗于三十六岁时,也是躁死在这红铅丸上。

            宫廷内外,肉欲横流。嗣皇帝朱常洛继承了其父贪财好色的遗风,再一次地栽倒在这红铅丸上,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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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     明朝的历史到了万历年间,进入了一个转折点。

                万历前10年,张居政专政时期和万历亲政的头四年(万历11年到14年),朝政比较清明。士大夫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可提的。

                但从万历15年开始,酒色财气都占了的明神宗开始怠政,开始20多年不理朝政了。而晚明的党争也从万历中叶开始了。

                万历后期开始的党争特点有三:一是党同伐异,彼此攻击,将本党的好恶变成判断是非的主要标准,二是对立的两个派别在分野之后,各自一直保持其基本阵容,直至明亡;三是融合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斗争。

                万历时期的党争开始就是以所谓的正邪之争开始的。首先是争国本,万历因为宠爱郑贵妃,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迟迟不立自己的庶长子朱常洛为太子。因此朝臣们力争,经过15年,神宗最后被迫立朱常洛为太子。

                国本之争的胜利,在士大夫中培植了正气。随后的几次京察(就是京官考察)和楚宗案,都是正邪之间的交手。他们之间的党争主要是争夺首辅和朝中的官员任命。

                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五月,有一男子张差,手持木棍,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,击伤守门太监,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,在前殿逮捕张差。在提审过程中,张差语言颠三倒四,常提到“吃斋讨封”等语。刑部提牢主王之寀认为事有蹊跷,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。

                东林党张继续追查张差是否真疯癫,而浙党为保全郑贵妃,不主张继续追查了。但东林的王之寀去利用威逼利诱,套得张差口供。终于知道张差是受郑贵妃手下两个太监刘成,庞保指使。张差和两个太监都被处死,但调查也就此止住。梃击案,东林党获得了胜利。随后的辛巳京察中,五党大为得势,将东林党人大肆排挤出去。一直到万历死前,五党在朝廷中大占上风。

                随着神宗去世,光宗即位。东林的势力重新抬头,因为东林在争国本和挺击案中对光宗的帮助很大,所以光宗大力起用东林党人。但光宗仅仅即位一月,就因为食红丸而死。

                随着光宗的死,移宫案红丸案又给东林党人提供了表现的机会。

                移宫案是在光宗死后的第二天,左光斗,杨琏等人让既不是光宗正宫,也不是熹宗生母的李选侍移出乾清宫,不准他和熹宗一起居住乾清宫。因为司礼太监王安在东宫时就和李选侍不和,所以在移宫一事上王安也支持东林。《明史》中为了替东林说话,说李选侍和客,魏是一党,这是不正确的。从当时的情况看,李和客,魏并没有合作的基础。在左,杨等大臣在宫外促请,熹宗和王安在宫内催逼下,李选侍被迫移宫。虽然《明史》中说,李选侍不肯移宫是想以拥皇太子以自重,但东林逼李选侍移宫也是担心会出现武则天垂帘那样的事情(东林对李选侍在东宫时的为人和所为也有所了解,所以有此担心)当然最主要的,东林党是从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方面着想的。从当时的情况看,王安和东林在移宫中获得了胜利。

                但从后面的历史发展来看,东林这些书呆子们输得很惨,因为光宗的皇后早亡,李选侍移宫后,后宫没有女主主持。熹宗因为年幼,所以只能依靠乳母客氏,客氏成了皇太后魏忠贤成了监国。移宫这件事上,东林党鼠目寸光,只顾眼前的利益为后面自己集团毁灭张本。

                移宫后,东林党人又继续清算红丸案。本来光宗的死因从现有史料看,也很难断定就是因为红丸致命,但刑部主事王之采更直指光宗之死与郑氏、光宗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。622年(天二年),明廷将崔文升发遣南京,李可灼遣戍边疆。“红丸”一案由于各派的争斗总算草草了解,但其中的疑点并没有弄清楚。后人为此曾进行过一系列的考证和争论,但最后也都没有结果。

                因为在移宫案中熹宗对东林有好感,所以从天启元年到天启4年,明朝朝政处在东林党的掌控之下。东林党继续打击浙,楚等五党,将朝中的“邪派”多数清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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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明光宗在明代的帝王中知名度颇高,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英明神武,而是由于其死得蹊跷。

                光宗是明朝第十四个皇帝,经过多年的太子岁月之后,终于在39岁这一年登上了君位。登基之时,他步履轻松,面色和悦,看上去身体还不错,但一个月后却在服食了所谓“红丸”之后骤然离世,被称为“一月皇帝”。

                在这一个月里,围绕着光宗发生了许多诡异的事情,汇集了各种戏剧性元素:宫廷、阴谋、女色、疾病、药物、仙丹……可谓精彩纷呈,而后世也往往以“红丸案”称之,这也是明代最有名的宫廷奇案之一。

                明光宗是明神宗的长子,但却不为神宗所喜。主要是其生母本是地位卑微的宫女,神宗年轻时偶然临幸了一次,没想到便有了后来的光宗。在神宗心里,始终把这件事当成丑事,自然更没打算要做一个负责的父亲。若不是太后爱孙心切,以及群臣一次次冒死抗争,他的太子之位早就被神宗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取代了。尽管如此,他的太子生涯始终充满了风险,甚至于在戒备森严的皇宫里,还发生过乡下大汉手持大棒闯入太子宫殿,试图拿大棒击杀太子的诡异事件。明代宫廷的三大奇案“梃击案”、“妖书案”、“红丸案”都与他有关联。

                好在光宗各方面表现中规中矩,让万历皇帝始终无话可说。在胆战心惊的三十九年之后,他终于在万历驾崩之后,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。即位之初,光宗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措施,大多数是针对神宗时期的弊政而发。众所周知,明神宗中后期,长期不上朝理政,朝纲松弛,人心涣散。光宗虽然只是颁发政令,尚未见到实效,但已经使朝野人心大振,展现出了新的一番气象。看起来,这位沉潜许久的新皇帝似乎是想有所作为,也初步展现出了自己的魄力。

                但即位十天之后,他便蹊跷地病倒了。开始,他还带病坚持处理政务,但是大臣们看见消瘦憔悴的皇帝与之前判若两人的景况,都惊骇不已。

                光宗的病倒一方面缘于其精神长期受压抑,身体本就有些衰弱,初登大位,朝政繁忙,自然有些劳累;另一方面直接的诱因则与其沉湎女色有关。光宗登基之后,与之“敌对”的郑贵妃送来了八名美女供其享乐,而好色的光宗却似乎没有一点儿警惕,反而高兴地笑纳。白天日理万机,已经精神劳瘁不堪,退朝之后,他又难抵女色诱惑,“一生二旦,俱御幸焉”,也由此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。

                掌管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负责为皇帝开方抓药,不知何故,他开的是“大黄”药。众所周知,大黄是大凉之药,其主要功效在于清热泻火。光宗服用之后,一昼夜连泻肚子三四十次,顿时头晕目眩,身体疲软不堪,就此卧床不起。

                由于崔文升原是郑贵妃的亲内侍,此事传出之后,朝堂间议论纷纷,都指责其所开药物与医理不符,怀疑是受到郑贵妃的指使,故意用泻药来谋害光宗。有大臣上书指出:医生本来应该“有余者泻,不足者补”,光宗的症状显然是体虚,应以滋补为主,却反而用“相伐之剂”,显然是另有隐情。

                虽然光宗就此停药不服,但身体显然已经垮了下来。甚至于在病榻前召见大臣时,已经拉着皇太子的手有托孤之意,并频繁叮嘱大臣们要抓紧为自己筹备寿宫事宜,显然他已经自己感觉不对,要开始预备后事了。

                就在此时,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请求向皇上进奉能治百病的“仙丹”。事实上,对于所谓仙丹,大臣们都纷纷反对。有大臣说曾见过两人服食这种药物,一人身体有益,而另外一人则受害不浅,可见,这种药物的效用,是因人而异。更多的大臣认为既然这种药称为“仙丹”,那么便不足相信。显然这是较为理性的态度,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能够包治百病的仙丹。

                但是明光宗此时已经是到了垂死的地步,对仙丹却抱了最后一线希望,他让李可灼速速进药。由于此丸药呈现红色,因此被称为“红丸”,根据大臣事后的分析,所谓“红丸”主要由红铅、秋石等炮制而成,是大热之物,据说还有一定的壮阳效果。光宗手拿红丸,连声称赞其“忠臣”,然后当着众大臣的面服了下去。服用之后,光宗感觉还不错,“暖润舒畅,思进饮膳”,乐意吃东西了,这自然是好事,大臣们庆幸不已。

                但当天下午,光宗怕药力不够,又催促再进一丸药,此时,御医们都认为不合适,但是皇帝频繁催促,无奈之下,李可灼只好又再进一枚红丸。谁也没有料到,次日五更,光宗却突然驾崩,连遗言也未曾留下。

                纵观明光宗这一个月的身体情况,真可谓内忧外患。本已经有朝政烦心,加上郑贵妃进献美女劳体,身体本已虚弱不堪,却又接连服食大黄与红丸,大黄为寒凉之物,“红丸”为大热之物,二者同时用于光宗纵欲过度的身体,后果可想而知。

                登基时还好好的皇帝一个月就崩天,这在朝野间引起的舆论可想而知。但由于此事涉及宫廷秘事,疑点重重,虽然舆论多指光宗遭受郑贵妃等人的暗算,但毕竟只是猜疑而已,谁也没有确切的证据。在当时复杂的情势下,这件事最后的处理结果并不算多严重,以崔文升发配南京、李可灼充军而就此草草收场。

                最可怜的自然是明光宗了,没当皇帝之时步步惊心,当了皇帝没几天又死得不明不白,由于事出突然,连皇陵也来不及新造,只好用前朝的废陵来应急……这个皇帝当得还真有点闹心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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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• 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,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,郑贵妃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,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。朱常洛虽然登极当了皇帝,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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